日志
“国画西化”的关键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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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画西化”？“国画西化”就是“中国人在画中国画的时候，国家制度规定必须采用水粉、素描、速写等西方绘画技法，作为国家美术考试制度和美术人才选拔标准，从而形成国画艺术朝全方位西化方向发展的事实”。
这个事实从建国初期至2020年岁末70多年里一直都不曾改变。“把中国美术考试和美术人才选拔必须以学习西画技法作为”的制度规定，我本人是从内心极其反感和排斥的。
几千年来，传承中华文明的最大载体东西就是“中国汉字文明和中国绘画文明”。而中国汉字文明和中国绘画文明最基本的应用工具就是毛笔。用毛笔写出的字、画出的画中，隐藏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
比如，任何一个字都分“阴阳”。这个“汉字无处不阴阳”的阴阳二分性，就体现了宇宙的基本哲理。
又比如:汉字讲“重心”、讲“外形合一”、讲“内在劲气合一”，这些隐藏的哲理，与中华武术如出一辙。
又比如:中国书画与绘画讲究“留白”、讲究“虚实”，笔法讲平圆留重变，墨法讲焦重浓淡清，这都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几千耒道文化的见证。
又比如:中国画中一景一物，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讲因果关系、讲衬托关系，讲呼应关系，讲对比关系，这又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毛笔、墨汁、水、宣纸、砚6大基本要素。这6大要素合起来，紧密有机结合，才能是最好的承载中华文明的载体。
然而，解放后，中国画改用批子笔、稀料、布、铅毛等，开始学西方技法，然后把水粉、素描、速写的中西技法捆在中国画上。慢慢地，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载体:中国画、毛笔字就被扼杀在了我们手中。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的。但是，中国画嫁接西方文代技法，是会把中华文明送上断头台的。做这些事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尤其徐悲鸿。
在徐悲鸿眼里，无论是难辨真伪的子明卷，还是无敌炫技的仿宋元十二开，或者是杂糅众家的秋树昏鸦图，都是自欺欺人：我对董其昌王石谷等人的评价，至多是第三等，学生们都比他们画得好。（我）瞧不起董其昌、王石谷等乡愿八股式滥调子的作品。惟奉董其昌为神圣之辈，其十足土气，乃为可笑耳。
我们这些比徐悲鸿晚生的人现在只知道，在1947年，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打了一大架，一方表示“董其昌和王石谷是滥调子，中国画必须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来改造”（西画派），一方表示“徐悲鸿诋毁董其昌王石谷之无价值，但愿双方展览，公开评定，并将要求教育部规定国画的教育方针”（传统派）。最后，传统派在道义和学术层面获得双赢，但也没能阻挡西画派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进程，因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大的走向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笼罩在由近代悲情与进化论催生出的 “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写实先进，写意落后”的逻辑之中。
我们简单聊几行字的1947年的国画大论战。
1947年的国画大论战是个复杂的事件，撇去政治色彩，它最初的原因是在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三教员因反对徐悲鸿罢教，逐渐发展成为涉及国画理论观点的论证和不同政治团体间的相互对立，言辞之激烈，涉及人物之众多，轰动一时。
1947年10月1日，国立艺专国画组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不满学校对国画组之种种措施（大体就是以西画方式教学国画），写信给徐悲鸿要求改善，同时停止授课，并将此信公开给北平报界。
10月2日午后，徐悲鸿在报端对罢教三教授作出回应，措辞强硬有余理性不足。徐悲鸿10月2日的强硬表态，招致11日北平美术会对罢教三教授的声援和《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的发表，表示“徐氏对国画上有名人物如文、沈、董、王等，不惜百般侮蔑，对山水一门尤肆力攻击”的不满，同时也表示 “艺术原为民族精神之表现，中国有中国之民族精神。为保存中国艺术，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校长应采纳众意，将国画与西画平均发展”。 北平美术会的介入，是事态开始升级的表现。
10月15日，全国美术会的部分留平会员驳斥北平美术会宣言，声称以团体名义，攻击私人，颇为不当，并认为“中国画自明以降，即陷入‘师古’的泥沼，一蹶不振，至今如仍不自拔，终必坠落绝境，可无疑义”。
同日下午，徐悲鸿召开记者会，拿出一本董其昌的画帖说：“你们看，这有甚么好？这是没有生命的作品，我对董其昌王石谷等人的评价，至多是第三等，学生们都比他们画得好”。随后又撰文表示：“我走了多少地方，人物翎毛，我都能画，花卉也有几手，山水要也可以，自然他们认为是狗屁，但他们的我也看做狗屁”。
18日各大报纸一片质疑。于非闇专函质问徐氏：“‘他们’是谁？”同日，北平美术会召开记者招待会。由张伯驹、秦仲文、陈缘督、张其翼、徐石雪、吴镜汀、赵萝朱、寿石工、孙诵昭、郭北峦、李智超等分别发表意见。
22日，张伯驹再次上阵，撰文称：“我们不重古人残骸，有重我们古人残骸者在，将来我们为研究历史美术，必须到欧美看我们古人残骸是否为可悲可惨之事？”
10月24日，徐悲鸿对《世界日报》记者说：“本人辛辛苦苦这样做，亦仅为国家艺术教育建立新制度”。
27日双槿撰文，对三教授予以表彰。同日，史风撰文综述北平“国画论争”的经过，力挺徐悲鸿。10月28日，《北平时报》刊登秦仲文等人文章，再次质疑徐悲鸿。
10月30日，《新民报》记者采访徐悲鸿，问及国画争论调停近况。徐称三教授是自行离职，无法调停。11月4日，《经世日报》刊登邱石冥《评国画之争》的长文，称：今日有所谓国画“新旧”之争，国立艺专与美术会对立，教授与校长分庭，各执一词，互不相容……中西画各有特质，重点不同，工具各异，因而画法趋向，亦复相反。
11月28日，徐悲鸿在天津《益世报》撰文称：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指的是写生）。到1947年12月下旬，大论战渐渐平息，历时两个半月有余，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影响波及全国。卷入争论的人数，双方都在二十人左右，三教授一方二十人均为中国书画家，徐悲鸿一方以油画家、版画家为主。
这场论战势在必然，清末已产生，到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依然存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依然存在，政体已经数变，而争论内容不变，可见它是一个比时事政治、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而恒长的话题。
聊了这么多，有点刹不住车，实在是因为，这个事件在中国近代画史上，太重大太轰动了。
1947年12月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余波却至今未止。从此以后，传统派、西画派、融合派，各执一辔，各自朝三个方向分道扬镳而去。
而中国毛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毛笔字逐渐没人会写了。中国美术从此走上了以水粉、素描、速写而选拔人才的道路。几千年以来，中国画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载体，就这样被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了！
“生起孩子养不起孩子”，指的就是“孩子上学己经成了无底洞”。教育，该警醒了。也该有所作为了。
